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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主编:李新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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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期导读:电视会不会亡, 取决于它该不该亡

      “电视会不会消亡”是个趋势判断,争论了这么多年也难有结果。“电视该不该消亡”,却是个价值判断,“该不该”的问题弄明白了,“会不会”的疑问就好解了。电视是一种传播工具,它的兴衰成败取决于其在信息传播中到底有没有、或有多大社会存在价值。


      从传播技术看,网络新媒体个性化、交互式传播受越来越多的人青睐,但电视大众化、广播式传输覆盖范围广、占用资源少、成本低、安全性高的特点,仍有广泛的适用性。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、幅员辽阔、地形复杂、内部差异巨大的国家。在边远地区和广大农村,广播式覆盖仍然是主要手段。据统计,到2019年6月底,全国互联网用户8.54亿,普及率61.2%,不仅远远低于电视的综合覆盖率,而且有近6亿人口不是网络用户,农村网民只占农村人口的不到1/3,巨大的数字鸿沟与城乡差别,造成的信息不公平将长期存在。未来中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,社会的智能化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“宅男宅女”。对于他们来说,电视是重要的收视工具。


      从社会需求看,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和互联网大国,大国治理的关键是整体性,它需要以社会性来引领个性,以价值理性来引导工具理性,避免社会的情绪化和碎片化。面对信息泛滥,大数据和算法虽然可以通过用户画像实现精准传播,但由此而产生的“茧房效应”,让信息传播圈子化、碎片化。人是社会化的存在,古猿人所以能够走出丛林,正是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强悍的猛兽和各种自然灾害,并逐步的村落化、城堡化和国家化。人类作为社会化的动物,不仅需要共同的利益,严格的法律,而且需要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来维系。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,人类不仅需要自由和民主,更需要强大的社会共识,来应对多元化的诉求和处理日趋频繁和复杂的各种关系,避免社会撕裂。网络传播一方面使社会信息更加公开透明,但大量良莠不齐、真假难辨的垃圾信息让人莫衷一是,面对剧烈的社会转型和复杂的国际环境,中国社会稳定和统一需要广泛认同的主流价值来维系。电视作为官媒,虽有其局限性甚至弊端,但其传播真相、传播主流价值观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仍不可替代。对于“沉默的大多数”,电视传播仍然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信息工具。


      从媒体生态看,良好的媒体生态,是信息时代构建更好的传播与沟通机制的重要保障。互联网诞生50年来,网络新媒体迅速普及,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媒体革命。新的信息环境和媒体生态所改变的,不只是人们接受的内容,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们认识和谈论世界的方式。同时,人们通过信息的生产和消费,反过来影响媒体的生态和社会信息环境。今天互联网不仅成为新的主要传播工具,而且成为社会变革和舆论形成的催化剂和放大器。1994年,中国开始拥抱互联网,短短的25年,就从互联网的跟随者变成了并行者,在不少方面成了先行者。中国既是互联网效应的最大受益者,也是互联网负面效应的最大受害者和信息环境治理的最大挑战者。随着在5G和智能化领域的强势抢跑,中国有可能成为一个全球领先的超连接社会。人与人、人与物、物与物、地区与地区、国家与国家之间,形成更加复杂多变的连接关系。能否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,将是决定超连接社会成败的价值基础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,媒体生态建设是当务之急。在中国,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专业媒介组织,它以社会大众为对象,以促进社会共识为目的的大规模信息传播活动,理应成为信息时代构建新的媒体生态的参与者和引领者。


      电视当前的困境,既来自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,也源于自身应对不力,电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两个突破:一是借助制度创新,打破行业和区域限制,实现规模化和体系化,向以大屏为依托、多屏互动的融媒体转型,二是依靠新技术的赋能,由广播型媒体向广播+交互的智慧型媒体升级。